楊顯惠讀《敦煌本紀》:再造一個藏經洞

去年在甘肅旅行,葉舟把他的新作《敦煌本紀》贈我。摸着沉甸甸上下兩卷的長篇小説,我在心裏想,這部大作可能與以往那些有關敦煌的作品不是一個路數吧;以往讀過的“敦煌”,不是盜寶就是歷史傳奇,那樣的故事是寫不了這麼厚的。我想,葉舟可能寫了敦煌人實實在在的民間社會和芸芸眾生吧,或者寫某位藩鎮節度使之類的人物開疆拓土駐守邊關,然後又建了一個洞窟,既供養佛陀又宣揚自己的文韜武略和軍功偉績的吧。

為什麼這樣想呢,因為我曾經數次去過莫高窟,也讀過幾本關於莫高窟的書,知道宕泉河西岸那面幾十公尺高的懸崖上,自從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名叫樂僔的和尚修建了第一座洞窟之後,當地的富商大户和歷朝歷代的地方長官們,或是民間團體,不斷地在那兒鑿洞、塑像、繪畫,供養佛陀。歷經一千幾百年的前仆後繼,那面又高又長的巖壁就變成了中華民族展示其光輝歷史燦爛文化的寶窟,聞名天下。

敦煌石窟

敦煌舊影

《敦煌本紀》寫的是清末民初的故事。一開篇,就是敦煌縣沙州城外住的一位半是坐商半是行賈且有一定田產的商人胡恩可拜訪沙洲城外義莊的當家人索敞,許諾自己要出資為索氏家族在莫高窟建一座家窟,以紀念索氏祖上六代人世世忠烈仁義的功德。接着故事就一環套一環地展開了:胡恩可又去拜訪沙州城聞名遐邇的中醫沈破奴,許諾給他建一個新宅。實則是自己家的住宅風水有問題,他想叫沈家遷到他家旁邊,改變一下自家的風水。這是個有心計的人。然後他又去莫高窟上香拜佛,拜訪了開元寺的印光法師,查看了將來建窟的位置。只是命運不濟,他在回家的路上突患中風,變成了植物人。於是大兒子胡梵義接過了父輩的產業,主持家務。為了給父親治病,胡梵義千里走單騎,去河西走廊東部的焉支山延請名醫。不料醫生突遭橫禍,命殞黃泉,女兒孔執臣被土匪綁架,是胡梵義救下了這個醫生的女兒將其帶回了敦煌。由於跑了一趟河西走廊,開了眼界,結識了肅州(酒泉)民間義社洪門的首領,也知道了官府黑暗,社會混亂,整個河西走廊郵路不暢,胡梵義回到敦煌後,就把沙州城和城外二十三坊一夥勇敢正直的遊擊(專門護商送貨掙辛苦錢的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家急遞社(類似於古代鏢局,現在的快遞公司),大家結社邑義,吃咒盟誓,掙錢養家。胡梵義做了這個急遞社的少東主。索敞一門忠烈,前六代人出了七個義士,但到了他這一代,只是沽名釣譽,坐享祖業,畏首畏尾,只怕祖輩的遭遇落在自己的頭上。不料,他遇上了一個麥客子出身的奸詐管家丁榮貓,教唆他的兒子索朗吸大煙、囚禁父親索敞,變賣家產,錢財落在了管家丁榮貓的手裏……

讀到這裏,我發現《敦煌本紀》故事情節的演進與我的認知發生了很大的偏差:我認為索氏蒙羞已經失去了由胡家為他們建造一座家窟的資質,胡家也因老東家的變故,兒女們不必再盡那個義務。但是,大兒子胡梵義卻令人匪夷所思,用創辦急遞社掙來的錢財開始在莫高窟一處破敗荒廢的巖壁上鑿洞建窟。更加詭異的是,胡梵義設在敦煌縣警察局對面用於招攬顧客的急遞鋪,把當地人和旅客行賈投遞寄往他鄉的從莫高窟藏經洞中流失出來的經卷、文書和卷子,一份一份地複製,狸貓換太子,將贗品寄出,將真品藏在了急遞社地下一間名叫伽藍密室的暗室內。他們在建造急遞鋪的時候就在地下開掘出了這間密室,有一位丹青高手(原棺材鋪的畫匠)不分日夜地在密室內把那些古代的繪畫作品複製出贗品,主持急遞鋪日常業務的孔執臣出身名門世家,飽讀詩書,博學多才,他整夜整夜地在伽藍密室裏複製經卷、文書和各種卷子。他們還請莫高窟開元寺的印光法師及後來的拖音法師,從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圓籙手中借出了藏經洞裏的一批批寶物,説是印光法師和拖音要誦讀經卷,翻閲文書,實則送到了伽藍密室內進行復制,而後再把複製品送回王圓籙處。急遞社遊擊們的活動空間非常大,他們在西到吐魯番、東到蘭州、南到當金山口、北到馬鬃山一帶的範圍內活動,護送商團、駝隊和馬幫,但是絕不允許任何一件藏經洞中的文物流往外地。這樣的工作整整進行了十七年,由他們保存下來的敦煌文書真跡幾乎相當於藏經洞文書的一半。最後,他們在為索家修建的洞窟裝藏的這一天,把所有截留下來的經卷、文書與各類卷子藏在了洞窟中的一間暗室裏,再把門砌好,抹上泥,畫上壁畫,嚴嚴實實地封存起來,留給了後世。

敦煌藏經洞中發現的部分文獻

啊呀,他們又建了一座藏經洞!藏匿的文物全都是真品!

匪夷所思的是,又過了七八年,敦煌地區發生了一次大地震,莫高窟南端,有一處洞窟大小不一早已坍塌的山體又一次發生了倒塌和位移,建在這兒的索家義窟被徹底埋沒在了沙山的廢墟之下,至今了無蹤跡。這是一次真實的地震,《敦煌縣誌》有記錄。

讀到這兒,我不由得拍案叫絕:葉舟真是大手筆呀,《敦煌本紀》真是一部力作,鉅著!它的故事編織得太巧妙了,太高超了,大氣,壯觀,美輪美奐。

《敦煌本紀》要告訴我們的是:敦煌人民,河西走廊上的勞動人民,還有樂僔和無數個僧侶,還有在這一帶做過官的知縣、道台、節度使,還有到過那兒以及坐地經商的南亞、西亞、蒙古高原上的商人,還有佔領和統治過那片草原與沙漠的吐蕃人西夏人等,他們在漫長的歷史空間裏寫就的,或者是從不同的國度和地方帶來的經卷、文書和各類卷子,甚至包括商人們的借據和賬本,在歷史的某一個時刻,被人收集起來,珍藏在了一座洞窟裏。而後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被居住於此的王圓籙道士發現了。這些佛經、文書和卷子流失了一部分,但其中的一些又被敦煌人收集起來埋藏妥當,保存了下來。這是敦煌人民的史詩!是敦煌急遞社一羣年輕人的史詩!

為什麼就憑着一幫年輕人創建了第二座藏經洞,我要用如此崇高的語言誇獎他們?為什麼就憑着葉舟一個出其不意的想象,我要誇獎他的這本書?就是因為葉舟和急遞社的年輕人們一起保存了藏經洞近一半的經卷、文書和各種卷子。中國石窟羣還有多處,如洛陽的龍門石窟,大同的雲岡石窟,天水的麥積山石窟……但是這些石窟都沒有留下文字的珍寶,而只有敦煌莫高窟石窟的一間九平方米見方的偏室裏,留下了五萬多件文字史料——公元1006年前古代的文字史料和畫卷。它是中華文明歷史文化的寶庫,是中華民族的魂魄之神龕與血脈。這五萬餘件史料裏有着多麼豐富的內容呀,它涉及了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學藝術、宗教文化、語言文字和中外關係。這些文書有官方的,也有民間書信、借據、賬簿之類的,除了漢語書寫的,還有大量藏文、于闐文、突厥文、回鶻文、梵文、粟特文、希伯來文寫本,有些文字古老得現在已經不再使用了。藏經洞裏還有大量繪畫,民間的,宗教的。藏經洞的部分書卷和繪本,被斯坦因等外國探險家與學者從王圓籙手中廉價購去後,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敦煌熱,學者們窮經皓首地研究它,進而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敦煌學。

這篇文章寫到此處,我立刻想到讀者必然要提出問題:葉舟的第二個藏經洞是虛構的,這不是荒唐嗎?是的,葉舟寫的是小説,他筆下的第二個藏經洞是虛構的,但我認為他這樣寫並非是空穴來風,也非異想天開。説不定哪一天,敦煌莫高窟又會出現一個新的藏經洞,又將發現一批稀世珍寶。1940年,民國政府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1944年就爆出過發現第二個藏經洞的新聞。當時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在三清宮(也叫下寺)後面的土地廟裏發現了八十多件卷子,他們當即認為這裏有第二個藏經洞。然而,經過仔細查勘之後,他們從王圓籙曾經在三清宮居住過的這一事實出發,得出的結論是:這一批卷子是當年由王圓籙藏匿所致。

第一次“發現第二藏經洞”的傳説逐漸地消弭了,但是我認為第二個藏經洞將會出現仍然是一個大概率的事件。這個問題還是要從敦煌藏經洞的誕生説起。據考證,莫高窟經過六七百年的開掘和建造,到了公元1006年的時候,西域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滅掉了于闐佛教王國。這一消息被東逃到沙州城的于闐人傳播開來,引起一片恐慌。莫高窟的佛教徒們便將寺院和各個洞窟裏裝藏於佛像肚子內的經卷、幡畫等集中起來,掩藏在了原來存放各寺院剔除的經卷、外典、過時文書、舊幡畫以及各種佛像的洞窟(即現在的17號窟)中,封存起來,並在外牆上畫上了壁畫,做了一番掩飾。後來,僧侶們四散逃亡,這個洞子就成了王圓籙於1900年發現的藏經洞。

這件事本身就有一個令人存疑之處:既然要把那麼多的經卷、文書藏起來,那麼多僧人難道就只想到了把寶物裝在一隻籃子裏的簡單法子嗎?難道不會分裝在兩個或者三個籃子裏嗎?那些僧人不是太蠢了嗎!再則,歷史上的敦煌與河西走廊,自張騫鑿通西域以來,也是多次地江山易主,不同民族的人統治過敦煌(譬如西夏人),這樣子藏匿經卷文書的事情,難道只是發生過這麼一次嗎?還有,敦煌乃貧寒之地,除了兵連禍結,還有天災和瘟疫流行,那裏的百姓與僧人沒有發生過逃亡嗎?他們在逃亡之前,難道不會再次把各種卷子藏匿起來嗎?所以我説,葉舟構思了第二個藏經洞,邏輯上是極為合理的。

敦煌發現的佛教絹畫之一

可能還有讀者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胡梵義麾下的孔執臣和許巖楷兩個人,複製出了那麼多的假卷子和文書,叫遊擊們投遞出去,而把原件截留了下來,這也太玄太誇張了,葉舟這是在“欺騙”讀者。其實,我認為這也是個亦真亦幻的問題。著名的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1901年來中國新疆探險,1902年回英後寫了一本旅行記《沙埋和闐廢墟記》(1903年出版)。他在這本書裏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889年,一位駐印度的英國陸軍情報官員鮑爾中尉,因為追捕一名殺人兇犯,曾在新疆的庫車一帶滯留過幾日,購買了一本僅有五十一頁的樺樹皮製作的舊書。書中的字他一個也不認識,拿到印度也沒人識貨,後被一位德國學者辨識了出來,認定是普羅米文寫的書,公元五世紀的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書。這本書傳到了歐洲,使得整個歐洲學者們一時間發狂,猜想中國的新疆有無數的寶貝,他們成羣結夥地聚集在中亞西亞尋寶、旅遊和考古。此事使得喀什噶爾(今喀什)一位名叫伊斯拉姆·阿洪的半文盲看到了商機,便抄寫出一些連他自己都不認識的“文書”,賣給了那些尋寶者,掙了大把大把的金幣。後來,他嫌手抄“文書”太慢,乾脆用東方的印刷術來刻板印刷,製造“文書”。十年光景裏,他掙到了滾滾的金錢,而歐洲諸多的博物館、圖書館出現了來自東方的大量的古“文獻”。

既然一位半文盲的偽造者能把外國的“學者專家”騙得團團轉,學富五車的孔執臣和丹青高手許巖楷製造的贗品卷子就糊弄不了那些所謂的收藏家和學者專家嗎?

話扯得遠了一點兒,我們還是回到胡梵義領導的急遞社故事上來。急遞社的命運是悲慘的。這個“生產自救”的社團把河西走廊的筋脈打通了,保證了商團和駝隊安全行走在古絲綢之路上。他們還保住了莫高窟的文物,不至於流失殆盡。然而,他們的雄心還不止於此。民國期間,內戰頻發,江山板蕩,駐紮在河西走廊的軍閥們耽於經濟凋敝,民窮財盡,開放了煙禁,允許當地人普遍種植罌粟,軍閥政府可以大量收税,又由官商勾結走私販運,牟取暴利。但急遞社認為,這一舉措於國於民有害無益,便在他們控制的敦煌境內禁止毒品流通,不許販毒商隊通行。他們的正義行動遭到了地方軍閥的嫉恨,酒泉駐防團便與已經變質了的酒泉洪門聯合起來,將急遞社圍而殲之。急遞社死傷慘重,只活下來了兩三個人,遠走他鄉,踏上了逃亡之路。《敦煌本紀》就此作結。

本人兩次閲讀了一百零九萬字的《敦煌本紀》,其間還上網閲讀了一些評論家和讀者的書評,論者大都認為這是一部大書,從作品廣闊的時空和豐富的精神體量上來説,從書中出現了一百多名有名有姓性格各異的人物、從曲曲折折層層疊疊的故事情節、從語言和敍述風格的異質化來説,是近幾年中國文壇上出現的現象級作品。本人認可這種評價,但又覺得那些評論缺少了分析作品的故事結構這一環節,因此才寫下這篇文字。須知,一部有宏大氣象的作品,必有動人心魄的故事框架,這就像一個人是否健壯強悍孔武有力,是要看他有無粗壯的雙腿,有沒有挺拔健康的脊樑。在這個問題上,《敦煌本紀》做得很優秀。(文/楊顯惠,作家)